我被他們苦刑拷打是被扣後第三天的事,一直到今天,我都記得很清楚,那一天是十二月十一日,黃昏之後,我被帶進一間屋子,好像是什麼人的辦公室,一個穿中山裝的人,是的,是一個穿中山裝的人,天會詛咒他,他瀆褻了那具有紀念國父嚴肅意義的服裝,他像禮賓司的官員迎接一個國王似的迎接我,熱情的握著手,臉上堆著任何人看起來都是誠懇無偽的微笑,讓我在一條很窄的長凳上坐下。 「這是誤會,鄧將軍!」 他口中的「將軍」是充滿了敬意的,我便老老實實的告訴他,我說我只是中校,他搖了搖頭,遞給我一支紙煙。 「在我們黨裡,」他說,「永遠是不問學歷經歷,而只問能力,我現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你為陸軍中將,只看你對人民的功勳如何了,我相信總會幫一點小忙的,昆明可以免去一場可怕的屠殺,你總不忍心中國人打中國人吧。」 「你是誰?」 「我是共產黨城工部的負責人。」 「我們彷彿很面熟?」 「對的,」他用一種充滿了歉意的表情笑了笑,「我們在肅奸會議上碰過面,我們是老朋友了。」 便是一聲霹靂打到我的腳前,我也不會如此驚駭,我認出他是誰了,我不能說出他的官銜,在祖國,具有這類官銜的人太多,那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,但是,凡是在民國三十七八年在昆明參加肅奸工作的夥伴們,他們都會知道他,他就是蘇文元,一個在表面上看起來簡直是將近狂熱的反共者和忠貞份子,我之所以逐漸的看出他是誰,是因為在討論韋倫的專案小組上,我認為韋倫不過是一個愛發發牢騷的普通知識份子而已,而是他第一個站立起來表示反對的。 我永遠記得蘇文元在專案小組上那副狂熱的姿態,他脖子上暴著跳動的青筋,憤怒而悲痛的指責韋倫言論怎麼樣的偏激,雖然韋倫也攻擊共產黨,但那明顯的是一種偽裝,以求在離間民心,打擊軍心,動搖社會秩序上更有力量。我稍微表示點異議,蘇文元便進一步的用一種誰都聽得出來含著什麼意思的話,說我是在掩護韋倫。而現在...